《格古要论》全书只有一万二千余字，分三卷、十三论：上卷为古铜器、古画、古墨迹、古碑法帖等四论，中卷为古琴、古砚、珍奇、金铁等四论，下卷为古窑器、古漆器、锦绮、异木、异石等五论，共计201条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序视为曹昭原书的安排，那么可以说，曹昭不仅已对“文物”这一概念形成较为清晰、完整的把握，而且已经具备了文物鉴藏史的意识。 一种物品能否进入收藏领域，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属性与价值，而且受经济水平、社会风尚、政治观念、历史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《格古要论》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状况，自“古铜器论”至“古砚论”六门以及“异石论”，宋元人多所论及，本书借鉴前人成果较多，却也时见曹昭个人的精彩论述；自“珍奇论”至“异木论”六门，则前所未有，是曹昭的创新。这部分内容被公认为本书的亮点，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。

《格古要论》全书只有一万二千余字，分三卷、十三论：上卷为古铜器、古画、古墨迹、古碑法帖等四论，中卷为古琴、古砚、珍奇、金铁等四论，下卷为古窑器、古漆器、锦绮、异木、异石等五论，共计201条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序视为曹昭原书的安排，那么可以说，曹昭不仅已对“文物”这一概念形成较为清晰、完整的把握，而且已经具备了文物鉴藏史的意识。 一种物品能否进入收藏领域，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属性与价值，而且受经济水平、社会风尚、政治观念、历史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《格古要论》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状况，自“古铜器论”至“古砚论”六门以及“异石论”，宋元人多所论及，本书借鉴前人成果较多，却也时见曹昭个人的精彩论述；自“珍奇论”至“异木论”六门，则前所未有，是曹昭的创新。这部分内容被公认为本书的亮点，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。

曹昭“取古铜器、书法、异物分其高下，辨其真赝，正其要略，书而成编，析门分类，目之曰《格古要论》”。书成于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，共三卷十三论。上卷为古铜器、古画、古墨迹、古碑法帖四论；中卷为古琴、古砚、珍奇（包括玉器、玛瑙、珍珠、犀角、象牙等）、金铁四论；下卷为古窑器、古漆器、锦绮、异木、异石五论。明景泰年间（1450－1456年），经王佐增补为13卷，名为《新增格古要论》。

曹昭“取古铜器、书法、异物分其高下，辨其真赝，正其要略，书而成编，析门分类，目之曰《格古要论》”。书成于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，共三卷十三论。上卷为古铜器、古画、古墨迹、古碑法帖四论；中卷为古琴、古砚、珍奇（包括玉器、玛瑙、珍珠、犀角、象牙等）、金铁四论；下卷为古窑器、古漆器、锦绮、异木、异石五论。明景泰年间（1450－1456年），经王佐增补为13卷，名为《新增格古要论》。

《新增格古要论》共十三卷，新增、续补条目以小字注出，考校增补之外，又将原书重新编次卷一为古琴论；卷二为古墨迹论上；卷三为古墨迹论下；卷四为金石遗文、法帖题跋；卷五为古画论及古人善画者小传；卷六为珍宝论、古铜论；卷七为古砚论、异石论、古窑器论；卷八为古漆器论、古锦论、异木论、竹论；卷九为文房论；卷十为古今敕诰题跋；卷十一至十三为杂考。其中，卷三新增各家“兰亭考”二十余篇，卷四新增各处碑帖数百项，卷十至卷十三录宋元以来名人敕诰题跋，历考秦玉玺、唐宋以来衣冠文物制度、宋元宫室等，俱为新增主要内容，然亦以杂抄多而识见少为人诟病。

《新增格古要论》共十三卷，新增、续补条目以小字注出，考校增补之外，又将原书重新编次卷一为古琴论；卷二为古墨迹论上；卷三为古墨迹论下；卷四为金石遗文、法帖题跋；卷五为古画论及古人善画者小传；卷六为珍宝论、古铜论；卷七为古砚论、异石论、古窑器论；卷八为古漆器论、古锦论、异木论、竹论；卷九为文房论；卷十为古今敕诰题跋；卷十一至十三为杂考。其中，卷三新增各家“兰亭考”二十余篇，卷四新增各处碑帖数百项，卷十至卷十三录宋元以来名人敕诰题跋，历考秦玉玺、唐宋以来衣冠文物制度、宋元宫室等，俱为新增主要内容，然亦以杂抄多而识见少为人诟病。

★ 山家清供

★ 山家清供

考工匠物虽万千，理论精神齐如一。本著基于中华文化批评传统视角，以中华考工历史为依据，聚焦围绕从战国时期《考工记》到清代《考工典》的考工知识体系，系统阐释中华考工理论体系之精髓与概貌，并剖析中华考工的理论体系、精神体系与批判体系，还原与建构中华考工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及其生成逻辑，展示中华考工与中国文化批评传统的独特渊源关系。

考工匠物虽万千，理论精神齐如一。本著基于中华文化批评传统视角，以中华考工历史为依据，聚焦围绕从战国时期《考工记》到清代《考工典》的考工知识体系，系统阐释中华考工理论体系之精髓与概貌，并剖析中华考工的理论体系、精神体系与批判体系，还原与建构中华考工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及其生成逻辑，展示中华考工与中国文化批评传统的独特渊源关系。